诸葛亮的“重农”思想及其影响

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才能、智慧与业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对他的“重农”思想或许少有了解。农业是一个国家的根本，诸葛亮深知，农业不兴，百姓不安，农业不强，国家不富，所以，他在农业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对蜀国的农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贡献，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本文就诸葛亮的“重农”思想及其后世的影响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诸葛亮的“重农”思想对蜀汉发展的意义。

诸葛亮早年辗转流徙，曾目睹了东汉末年战乱中人民的生活惨状，加之自身家道中落，迫于生计，不得不“躬耕勤苦，谨身节用” ，后来定居在南阳隆中，住的是“草庐”，并且“躬耕陇亩”长达十年。生活迫使诸葛亮同劳动人民有了接触，使其了解到社会下层人民的生活状况。面对百姓巅沛流离、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苦难生活，他逐渐地认识到:只有“重农”，才能使得人民“安其居，乐其业”；只有“兴农”，才能使得国家“足兵足食”，人民“秋有余粮，以豫凶年”；只有“强农”，才可以最终做到“民殷国富”。

1、以农为本，薄赋减负，“重农”安民。

只有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稳定，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与国家的太平。又“由于农业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因而也是一切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它直接关系着人民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危，所以诸葛亮认为“耕农、社稷，山林、川泽……所以务地之本也。”他在治蜀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封建经济的基础——农业，在占有益州后，他就开始实行“安民息民”、“劝农管农”和“薄赋减负”的重农政策。

诸葛亮提出“务农殖谷，闭关息民”的方针，要求给农民提供一个安定的环境，以利于农业生产。为了让农民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取缔一切“妨害农事”的弊端，要求“唯劝农业，无夺其时”。为了加强对蜀汉农业的监督和管理，诸葛亮还专门设置农官。《通典·食货志》载：“大司农一人。魏国初置大农，黄初元年改大司农。蜀、吴同。”可见，蜀汉和魏吴一样，设有大司农一职，用以管理农业，这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农业部吧。诸葛亮先后以秦宓、孟光这两位有才识的学士担任大司农。在地方，诸葛亮则设有“督农”之官，相当于现在的农业局局长职位。吕又和杨敏都曾担任过“督农”之官，从事过劝农、管农之事。另外，诸葛亮还设有 “司金中郎将”，督造农具，以改进劳动生产工具，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诸葛亮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还制定了减轻农民负担的“薄赋敛，无尽民财”的“薄赋”政策。他重视发展农业，既希望农业给蜀汉政权提供更多的财政收入，以用于 “北伐曹魏，恢复汉室”之大业，又坚决制止横征暴敛，让农民“素有蓄积，以储其后”。此外，诸葛亮所施行的裁减官职、简化机构的措施，对于减轻农民的负担来说，也有裨益。陈寿评之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规，约官职，从权制。”

2、修建水利，抵御灾害，“兴农”乐民。

生于乱世中的诸葛亮对东汉末年的黄巾军起义可谓耳熟能详，所以他知道治理国家“不患贫而患不安”，对待农民要“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才可富国安家”。若“尅食于民，而民有饥贫之变，则生乱逆”。纵观诸葛亮治蜀期间，除了西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的叛乱外，其它地区，则是“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人民过着“安其居，乐其业”的安定生活。所以作为封建政权统治的代表，诸葛亮通过“重农”政策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农民和封建政权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蜀汉政权能将精力集中放在“内修政理”及与魏吴的对抗上。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灾害四起，民不聊生，社会生产停滞，“今诸侯好利，利与民争，灾害并起，疆弱相侵，躬耕者少，未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诸葛亮认为抵御灾害最好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展农业生产，“用天之时，分地之利，以豫凶年”，做到“秋有余粮，以给不足”，用以应付各种灾害。《三国会要·五行》中关于蜀国的灾疫记载颇少，而同时期的魏吴两国则是灾疫较多。这其中不能不说和诸葛亮始终重视农业生产有一定的关系。

诸葛亮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视水利工程的维修和建设。现在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都江堰，在三国时期的古名为“都安大堰”，是秦时蜀守李冰在成都平原上主持修筑的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西汉文翁为蜀守时，对其作了较大的整修。诸葛亮对都江堰的修理和维护非常重视。《水经注·江水注》载：“(灌县)都安大堰，亦曰湔堰，又谓之金堤……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诸葛亮把都江堰看做农业的根本，国家的资源，专门设置了堰官加强管理，并抽调1200名士兵常年进行保护和修理，使大小渠道畅流无阻。在诸葛亮的影响下，后主刘禅也到过都江堰，“看汶（岷）水之流”，视察过水利工程。为了防止水患，诸葛亮在成都附近还修筑了防洪工程——九里堤。《成都府志》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洼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 ”。由于诸葛亮对水利的重视，使成都平原形成了“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谨”的繁荣兴旺景象，大大促进了蜀汉农业经济的发展。

3、开发特色农业，扶持落后地区，“强农”富民。

《管子》曰：“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则地广。”对于国小力弱的蜀国，只有农业生产发展了，有足够的粮食作为物质前提，才可做到“足兵足食”，实现“北伐曹魏，东征孙吴”，最终使“霸业可成，汉室可兴”。诸葛亮对完成《隆中对》中所定战略计划的前提是非常清楚的，离开了农业这一经济基础，蜀汉根本就谈不上“富国强兵”，根本就无法战胜国力远胜自己的魏吴。他认为只有通过各项重农政策的实施，发展农业经济，才有可能改变“益州疲敝”的状况，实现“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全国。

诸葛亮十分重视发展特色经济作物。蜀锦是蜀国的特产，当时在西南地区极为畅销，同时还有大量蜀锦被魏吴所购。诸葛亮曾说：“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唯仰锦耳”。在诸葛亮的倡导和支持下，蜀锦的生产规模空前发展，近人徐中舒在《蜀锦》一文中称“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蜀亡之时，国库中还储存“锦、绮、彩、绢各二十万匹”。众所周知，丝织业的发展是要以种桑养蚕为基础的，由当时蜀锦生产盛况可以想象出蜀国人民种桑养蚕是多么的普遍，就连身为蜀相的诸葛亮在成都的家中也“植桑八百株”。在诸葛亮的鼓励和带动下，蜀国人民积极种植经济作物——桑树，从而有力推动了蜀国织锦业的发展，为蜀国带来了滚滚财源。除植桑外，蜀国还种麻。《水经注》载：“汉水右对月谷口。山有坂月川，於中黄壤沃衍，而桑麻列植，佳饶水田，故孟达与诸葛亮书，善其川土沃美也”。《三国会要·职官下·郡国官》有“蜀有工官、堰官、柑官、橘官”的记载，可见当时诸葛亮对经济作物柑、橘的生产也很重视，并特设置了官员加以管理。总之，诸葛亮能根据蜀国山多平原少的实情，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作物，符合蜀国当时的国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增加了蜀国的经济和财政收入。

诸葛亮南征平定南中后，针对南中落后农业生产的现状，对南中进行了开发。他在南中地区推广汉族地区的先进耕作技术，“命人教打牛以代力耕，彝众感悦”，注意扩大耕地，兴修水利，促使南中地区的农业进一步发展，使当地“夷族”“渐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诸葛亮出台系列扶持政策，使得当地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稻谷产量达到了“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一斛相当于十斗）”，这一产量在当时是相当高的。南中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整个西南地区的进步，更是直接为蜀汉政权提供了大量的物质资源。据《华阳国志》记载，那里的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使蜀国的经济力量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因此，“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诸葛亮传》)。《三国志·蜀志·李恢传》也载曰：“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

诸葛亮的一系列重农政策在蜀国很快收到了成效，他重视农业、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解决了军需和国家机器正常运转对财力的需求，使经过战乱后的蜀国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的发展与繁荣，同时也使得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秩序也相当稳定，出现了“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天下通财，路不拾遗，民无去就”的繁荣景象，这使蜀汉政权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为蜀汉这个蕞尔小国的崛起，并与魏、吴两个大国形成了鼎足之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蜀汉政权。

二、诸葛亮的“重农”思想对诸葛后裔发展中药业的影响。

据《高隆诸葛氏宗谱》记载，宋末元初，诸葛亮第28代孙诸葛大狮几经迁移，最后选择了高隆岗这块热土，也就是今天的诸葛村，择地定居，世代繁衍，并以农耕为业，至今村中姓诸葛的有4000多人，是全国最大的诸葛后裔聚居地。

1、“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是一种农耕文化的精髓。

《诫子书》是诸葛亮54岁时写给8岁儿子诸葛瞻的，文中提出的“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生活主张，一直以来为中国文人所崇尚。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官场上，要做到“淡泊宁静”那是何其之难，即便是诸葛亮本人也并非无可挑剔。诸葛亮早年耕躬南阳，后又高居丞相，他能同时体会到作为一个黎民之苦与为官者之忧，正因如此，他对儿子提出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笔者以为，这恰恰是诸葛亮“重农”思想的表现，是一个从百姓到丞相之后对社会寄予的一种理想追求，它不但是一种政治文化的气度，更是一种农耕文化的精髓。诸葛亮一直自称是一个农民，“臣本布衣”，而对于农民，他们的要求并不高，不图名不图利，只求国泰民安就行了。所以“淡泊宁静”这种民间最朴质的思想从某种层面上一直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诸葛后裔，他们渐渐远离了官场，而对农耕本原文化投入了越来越大的热情。

2、“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是从政治皈归农耕的具体表现。

兰溪有句民谚“徽州人识宝，诸葛人识草”。诸葛村的诸葛后裔一直遵从“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族训，利用本地盛产中草药的优势，致力于中药为一。在诸葛村，人人习药成风。伤风咳嗽，妇妪皆知用药；三尺之童，多能背诵《药性赋》。“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句话与“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有着相似之处，要么当个好官，要么回家种好自己的一亩三分田。从某种层面上说，这是诸葛后裔从政治皈归农耕的具体表现。而诸葛后裔依靠他们的智慧与勤劳，在远离政治之后打开了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结合的一片新天地。从中药的种植、采集，到加工、销售，都是他们的身影，这里的中药业已不单单传统的农业，而是集种植、深加工到营销为一体的现代农业了。

3、诸葛村特殊的地理位置给诸葛的中药业发展提供良机。

诸葛村位于兰溪、龙游、建德三县市交界处，是来往于三县市的交通咽喉，也是金华、衢州、丽水通往徽州、杭州、苏州的必经之地，陆路交通极为发达。从明代开始，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已逐渐在城镇中发展起来，并逐渐向农村渗透，于是诸葛村便成了方圆二三十里内最繁华的商业中心。诸葛村特殊的地理位置给诸葛的中药业发展提供良机，村上的男丁，经营药业的占半数，明清以来，在本省各地及东南沿海各省、港澳地区共开设200多家中药店，且代代相传，经久不衰。其中最为有名的应数百年老字号药店——天一堂，其规模与业绩之大当名闻大江南北。据《诸葛氏宗谱》记载“吾兰药业，以瀫西著名，瀫西药业又以诸葛为独占……如就兰城而论，天一药肆，驰名浙东，历百余年生理勿衰……”兰溪的中药业也因此日渐发展，在中药发展史上与安徽的绩溪、浙江的慈溪并称“三溪”。

三、诸葛亮的“重农”思想对诸葛发展现代农业的一点启迪。

“借古鉴今”，研究古人，是为了今天更好的借鉴与继承。诸葛亮的“重农”思想对我们到底有何启示？我们的传统农业自古以来就是躬耕犁作，脸朝黄土背朝天，而早在几百年前的诸葛后裔已经首开先河，把传统的种植业与流通领域的商业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地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生活的水平。今年，浙江省委首先提出 “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工作思路，作为诸葛的农业，应该如何创新呢？笔者试从诸葛亮的“重农”思想里吸取一点精华，怙妄谈一点粗浅想法。

1、创业重农，以新农民之家为依托，培育诸葛新型农民。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诸葛旅游业的兴起，诸葛农民的现有素质与知识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新市场的需求。重视农业的发展，首先要重视农民素质与知识的提高。今年以来，诸葛镇在农业等部门的关心与指导下，适时成立了诸葛镇新农民之家，集技术推广、远程教育、劳动力就业培训等功能于一身，对诸葛的现代农业发展不啻于一个加油站。当今的“重农”与诸葛亮时代的“重农”应该有本质的区别，新品种的推广，新技术的运用，新知识的掌握，新市场的对接，都是“重农”的一部分，而所有的这一些功能光光靠一个乡镇农技站已经远远不够，“新农民之家”正是在农技站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扶持更加强，政策更倾斜，服务更周到，把传统的农民培养成为知识全面、素质过硬的新型农民。

2、创业富农，带动农家乐和休闲观光农业快速发展。

诸葛、长乐古建筑群的规模属全国之罕见，游客络绎不绝，借势大力发展农家乐和休闲观光农业不失为创业富农的一条好途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到乡下体验农家乐，“吃农家饭，住农家屋，干农家活，享农家乐”，感受农耕文化所带来的无比乐趣与新奇感。利用现有的资源，鼓励与扶持农民以最质朴的形式来经营农耕文化，小成本，高收益，让传统的农业通过经营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带动地方农民发展致富。

3、创新强农，大力发展高科技中药材种植基地。